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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与班禅大师、白普仁喇嘛的格鲁法缘》著名书法家启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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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8-27 19:1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著名书法家、中国佛教协会顾问 启功(法名:察格多尔札布)
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,正式归依了喇嘛教(正式名称应该为“藏传佛教”),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(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)。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,是热合人。他给我起的法号叫“察格多尔札布”。


《启功自传》摘录
        
        —启功(法名:察格多尔札布)

   我叫启功,字元白,也作元伯,是满洲族人,简称满族人,属正蓝旗。
  我既然叫启功,当然就是姓启名功。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?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,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;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,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。这实际很无聊。事实证明,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,它的辱也罢,荣也罢,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,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?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?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。

   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,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。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,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,之所以要简述一下,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。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。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,他继承了皇位,这就是乾隆皇帝。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,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,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。乾隆即位后,封弘昼为和亲王。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。
   我三岁时家里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,正式归依了喇嘛教(正式名称应该为“藏传佛教”),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(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)。我归依的师傅叫白普仁,是热合人。他给我起的法号叫“察格多尔札布”。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,札布是保佑的意思。喇嘛教是由莲华生引入的藏传密教,所谓“密”,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,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,于是有红教、黄教之别:原有的称红教,改革后的称黄教。我归依的是黄教,随师傅学过很多经咒,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。
   我记忆中师傅的功德主要有两件。一是他多年坚持广结善缘,募集善款,在雍和宫前殿铸造了藏传黄教的祖师宗喀巴的铜像。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那里,供人朝拜。二是在雍和宫修了一个大悲道场,它是为超度亡魂、普渡众生而设立的,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,喇嘛、居士都可以参加,我当时还很小,也坐在后面跟着念,有些很长的咒我不会念,但很多短一点的咒我都能跟着念下来。一边念咒,一边还要炼药,这是为普济世人的。我师傅先用笸箩把糌粑面摇成指头尖大小的糌粑球,再放在朱砂粉中继续摇,使它们挂上一层红皮,有如现在的糖衣,然后把它们用瓶子装起,分三层供奉起来,外面用伞盖盖上。这是黄教的方法,红教则是挂一层黑衣。那四十九天,我师傅每天晚上就睡在设道场的大殿旁的一个过道里,一大早就准时去念咒,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。因为这些药都是在密咒中炼成的,所以自有它的“灵异”。那时我还小,有些现象还不知怎么解释,但确实是我亲自所见所闻:有一天,赶上下雪,我在洁白的雪上走,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许多小红丸,这是谁撒的呢?有一位为道场管账的先生,一天在他的梅花盆里忽然发现一粒红药丸,就顺手拣起,放在碗里,继续写账,过一会儿,又在梅花盆里发现一粒,就这样,一上午发现了好几粒。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,刚揭开伞盖,一看,满地都是小红丸(即“甘露丸”--看雪客注),大家都说别揭了,三天以后再说吧。那些地上的小红丸大家都分了一些,我也得了一些。这些药自有它们的“法力”(药效),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。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:溥雪斋那一房的,有一位叫载廉(音)的,他的二儿媳有一段时间神经有点不正常,颠颠倒倒的,他们就把我师傅请来。师傅拿一根白线,一头放在一碗水里,上面盖上一张纸;一头拈在自己手里,然后开始念咒。念完,揭开纸一看,水变黑了,让那位二儿媳喝下去,居然就好了。

   我道行不高,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,也不想卷入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。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、亲耳的见闻,至于怎样解释,我目前很难说得清,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。其实,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,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。往大了说,对一个人,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,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,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,悲天悯人,关切众生;以博爱为怀,与人为善,宽宏大度;以超脱为怀,面对现世,脱离苦难。记得我二十多岁时,曾祖母有病,让我到雍和宫找“喇嘛爷”求药。当时正是夜里,一个人去,本来会很害怕,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,清风徐来,树影婆娑,不知怎地,忽然想起《西厢记》张生的两句唱词:“梵王宫殿月轮高,碧琉璃瑞烟笼罩”。眼前的景色,周围的世界,确实如此,既庄严神秘,又温馨清爽,人间是值得赞美的,生活应加以珍惜。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,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,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。
    对一个多民族、多宗教的国家,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定,人民的团结,民族的和睦。我认识一位宗教工作者,叫刘隆,曾任民委办公厅主任,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,又作班禅的秘书,协助他工作,关系处理得非常好,班禅非常信任他。他对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,决不作任何诽谤,一切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安定与共同利益出发。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,真正的宗教徒并不受本宗教的局限,他的胸怀应该容纳全人类。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这一点,我想世界就会太平得多。当然,还有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宗教工作者,那就是赵朴老。
   再说我的师傅,他在六十多岁生病了,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汉佛教会中“闭关”,不久就圆寂了。圆寂后在黄寺的塔窑火化。按藏密黄教的规定,火化时,要把棺材放在铁制的架子上,棺材上放一座纸糊的塔,铁架下堆满劈柴,下面装着油。火化时只要点燃油即可。全过程要三天。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尔吉(藏语金刚杵之意)的,最后把师傅的遗骨磨成粉,搀上糌粑面和糌粑油,刻成小佛像饼,分给大家,我也领了一份,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箱底里。别的宗派也有这种习惯,五台山的许多高僧大德死后也如此,别人也给过我用他们的骨灰铸的佛像饼。
   总之,自从归依雍和宫后,我和雍和宫就结下不解之缘。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宫去拜佛。在白师傅圆寂很久后的某一年,我去拜佛,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喇嘛,他还认得我,说:“你不是白师傅的徒弟吗?”直到今年,两条腿实在行动不便才没去,但仍然委托我身边最亲信的人替我去。现在雍和宫内有我题写的一幅匾额和一幅长联。匾额的题词是“大福德相”,长联的题词是“超二十七重天以上,度百千万亿劫之中”,这都寄托了我对雍和宫的一份虔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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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9-1 10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感恩师兄的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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